大汶口地处泰岳山阳、古汶水畔，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是早期人类居住的最佳之处。大汶河古称汶水，又名汶河，五条支流汇集之处称为大汶口，因其地理位置优越，是明代南北商旅重要通道。大汶口建有古石桥、渡口，繁荣的市镇，汇聚南北商贾旅居于此，至今保留着规模宏大的“山西会馆”。2023年开馆的“大汶口遗址博物馆”，更是为大汶口增添浓郁的文化色彩，熠熠生辉。
1959年5月，天津至南京浦口的津浦铁路复线工程之山东省宁阳县堡头村施工现场，暴露出一些古代文化遗物，消息层层上报，济南市博物馆闻讯立即派副馆长刘锡曾前往调查。根据所见彩陶片等古物初步确定，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济南市博物馆与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和来自泰安、宁阳、历城等地的考古培训人员共同组成文物工作队，对其进行科学发掘。发掘自6月24日开始，至8月底完成，在5400平方米的发掘范围内，一共发现新石器时代墓葬123座。这次发掘的地点在宁阳县大汶河南岸堡头村以西，因而该墓地被称为“堡头墓地”。从考古学的意义上讲，这里还曾一度被叫做“堡头类型”，这便是后来被命名的大汶口文化。
《水经注·汶水》记，汶水出泰山莱芜县原山，西南过其县南。莱芜县在齐城西南，原山又在县西南六十里许。莱芜县即今济南市莱芜区。大汶河上游共有五条支流，分为北支牟汶河与南支柴汶河，北支牟汶河为主流，与南支柴汶河交汇于大汶口东，这两条支流，当地人分别叫做牟汶河、柴汶河。其他的还有赢汶河、石汶河、泮汶河等。
大汶河有一个重要地理特征，就是“倒流河”。中国因为西高东低的地势形态，几乎所有的河流均是发源于西部，向东流去，不仅黄河、长江这样的大江大河，一些小的溪流都有这种地理特征。大汶河之所以形成“倒流河”，是因为山东西部和西北部低，中南部多山和丘陵地带。源自鲁中莱芜地界的大汶河往东、南、北，都有大山阻挡，只有西去这条相对平坦之路。各条支流在大汶口完成集结，形成更加宏伟的水势，一路狂奔，到下游汇入大清河。这也是大汶河的一个显著特征，同一条河，主流称北支牟汶河，与支流汇合而称大汶河，到下游则改成了大清河。进出东平湖，拥抱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一直西行的大汶河在此调向东进，水质变黄携泥沙投入大海，云游四大洋。
汶河水源远流长，以其甘甜的乳汁哺育了汶河两岸子民，这里生活平静祥和，文化昌盛繁荣。1959年大汶口考古发掘成果与研究表明，“堡头墓地”以材料的新颖、随葬品的丰富精美和墓葬之间贫富分化的悬殊，向人们展示了一种全新的文化面貌，在学术界引起很大轰动。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中，仅陶器就有彩陶、白陶、黑陶、灰陶，还有象牙雕筒、骨雕筒、象牙梳子，不乏种类非常之多、工艺精致的针、锥子、匕、束发器、獐牙勾形器，以及猪的各个部位的骨头。引人注目的是，墓葬之间的贫富分化已经相当严重，墓室最大的10号墓达到13平方米，各种随葬品共有204件，较小的墓室只有1平方米，随葬品一到两件，甚至没有。
这是令人有些“意外”的考古发现。毕竟在1949年之后考古工作者如此独立完成一项重大遗址发掘，这是为数不多的一次，人们的思路往往离不开旧有的成果，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以及殷墟遗址的商代文化。面对如此精美的古物，当时的考古工作者虽然感觉有些新鲜，但是并未向新的文化类型去想，而是认为这是介于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之间的一种过渡性文化类型，定为一个混合文化，且年代较晚。但在对所有资料做全面而系统的分析整理后发现，大汶口墓地的彩陶与仰韶文化的彩陶差别甚大，黑陶与龙山文化的黑陶也有显著区别，而白陶则与商代的白陶完全不同。这时，有关这次考古发现的命名成为一个新的问题，牵扯到一种新的文化类型的认知或者称为共识。据著名考古学家高广仁和栾丰实著《大汶口文化》(文物出版社2024年12月版）介绍，作为大汶口墓地发掘工作负责人之一的济南市博物馆原副馆长刘锡曾，曾于1960年撰写了一篇题为《大汶口遗址综论》的文章，认为此与龙山文化不同，主张另外命名新的名称，可叫做“大汶口文化”。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杨子范也曾撰文，在1961年春天，他就和当时在济南市博物馆工作的陈晶晶一起提出“大汶口文化”的命名，并得到考古学界曾昭燏、尹焕章、刘敦愿、苏秉琦诸先生的支持。
考古学界有一个公认的根本原则，那就是一种文化的命名，应以首次公之于正式出版物为根据。1964年天津历史教学社出版《中国原始社会史文集》一书，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夏鼐为该书作序，后经作者修订，在1965年4月7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发表。在修订后的这篇文章中，夏鼐先生首次在媒体上公开引用了“大汶口文化”的字样，文章写道：“1959年发掘山东大汶口的新石器时代墓葬群时，发现它们墓制规模大小和随葬品多寡很悬殊，似乎表示当时已有贫富差别。当时有的人觉得它是处于原始氏族公社解体的阶段，年代上较典型的龙山文化为晚。但是，生活用品的私有制在原始氏族公社中是早已存在的（某些同时用作防御猛兽的武器的生产工具归于个人所有也并不能算做私有财产)。只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的发生才表示原始公社的解体。1962年至1963年山东曲阜西夏侯发现了大量大汶口文化的墓群，根据地层分析分为早晚二期，其中晚期的随葬陶器，接近典型的龙山文化。同时在曲阜东位庄的居住遗址中，发现典型龙山文化的堆积是压在大汶口文化上面的。”
整篇文章中，累计出现两处“大汶口文化”的表述，也标志着“大汶口文化”名称的正式亮相。推动大汶口文化向纵深研究发展的契机，来自1974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一书。大汶口墓地发掘第一期工作完成之后，资料整理工作由杨子范和刘锡曾负责，1963年完成初稿，两年后定稿交出版社。遗憾的是此书经历了近十年的沉寂才正式出版，本可早日公之于众的研究成果姗姗来迟。即便如此，该报告的出版还是在考古学界甚至整个学术界引起极大震动，很快掀起一股研究大汶口文化的潮流，研究文章数量之多、质量之高、角度之广泛，令人欣喜。其后，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将这些论文整理出版《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至今仍为研究和爱好者所追捧。
2023年春，大汶口遗址博物馆开馆运行，这座承积着几古人的辛勤付出与精心研究的文化载体，一经问世便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据博物馆设计实施方总设计师王恒明先生介绍，该馆大汶口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核心展示项目，总建筑面积2600平方米，展陈面积2100平方米，突出“考古特色”，展出文物包括石器、玉器、骨角牙器、陶器，在色调搭配、素材选用、氛围营造等方面则最大限度地考虑对大汶河、大汶口文化、泰岳文化的完美演绎。以“海岱曙光”为主题，从发现、探索、守护、仰望等视角，多侧面反应大汶口文化的底色与光芒，使展陈布景更加贴合地区文化背景，符合现代人的思维定位及审美观。展出文物配以场景复原、数字技术展示，观者如身临其境，综合全面展示了大汶口遗址的发掘成果和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生动再现大汶口人的生产生活和社会习俗等状况，高度阐述了大汶口遗址与大汶口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历程中的主体地位和意义。
与大汶口遗址博物馆交相辉映的是大汶河与大汶口古镇，这里散布着众多文化地理遗迹和古建筑，颇有大汶口文化之遗风。明清时期，大汶口古镇是南北通商要冲，南来北往的山西晋商对此地颇为青睐，便在汶水之畔营建落脚点。古镇里的“山西会馆”是在当地著名关帝庙的基础上，于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扩建而成的。山西会馆有南北两院，北为关帝庙，南为戏楼院，总面积2283平方米。晋商遍全国，他们走到哪里，自己拥有的会馆就会建到哪里，但是，像山西会馆建在大汶口古镇这种交通要道的并不多见，足可证明当时大汶口古镇的地理优势和繁荣程度。古镇的石板路、石头房，见证了曾经的繁华，历史在这里驻足回眸，感叹沧桑巨变。
出山西会馆南向之古镇城门，地势豁然开朗，大汶河由东往西浩荡而来，冲出一片开阔地，极目远眺，南达与之相邻的磁窑镇，北望泰山。建于明代、横跨大汶河的古石桥蜿蜒曲折。漫步石桥，倾听过往桥上的匆匆脚步声，每一块石板、每一根凿进石板用于固定桥面的铁钉，都是一段光阴，都深藏着自己难以忘怀的故事。石桥始建于明代隆庆年间，为漫水桥，丰水季会水漫石桥，整体呈S形，桥面全长554.02米，主桥长298米，北引桥423米，南引桥213.72米，桥面宽3.3米。以地形和水势分为南北两段，中部为哑巴桥，只设一孔。无孔桥用五块石条并排铺成，条石间用铁件连接。古石桥的建成解决了汶河古渡口历史上的南北交通问题，在中国古桥梁建筑史上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汶水发源于鲁中山区，带有显而易见的季节河特点，雨季水量剧增，相传清雍正八年曾被大水部分冲毁，到乾隆六年重修，今日所见石桥当是重修之后的整体样式。
历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如今，仅在大汶河石桥两侧建起的各种桥梁已经有7座之多，高铁、普通列车、高速公路，比肩而立，明代古石桥之美仍然显现出其独特风格。稍显遗憾的是，翻检中国古代桥梁史，包括茅以升撰写的《桥梁史话》，大汶河明代古石桥并未入录，留给后人去发现其美与力的更多空间。
风和日丽的深冬，大汶河鸥鸟翔集，安稳静谧，想象4000多年前生活在泰山脚下古汶水旁的大汶口人，此情此景中，他们在做什么？偎依在石墙下晒太阳取暖，还是如那些自由的鸟儿，或翱翔，或追逐河里的鱼儿？大汶口真的是一片令人有无限遐想的神奇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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